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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乾嘉治经不同。

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

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

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

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60年。

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

本书编撰，著眼在此。

爱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

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毕一律删削。

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著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

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

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办辨订之详。

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

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

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

是，舍其诸非。

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

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

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

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

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

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

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2000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

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办。

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

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民国十四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

民国二十四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30篇。

民国五十二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粹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

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

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

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