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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马一浮（第2页）

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诗才高。

这可以举两事为证：一是笔下神速。

以癸未下半年为例，中国页49页，一页收诗以七八首计，总数近四百首，一天平均两首半，其中有些古体篇幅相当长，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见的。

二是语句精炼。

比如五律，首联可对偶而通常是不对偶，马先生不然，而是经常对偶，并且对得工整而自然。

其二，是学富，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笔入诗，所以显得辞雅而意深厚。

其三，确是言行一致，很少写个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关政教。

总的印象是，与同行辈也写旧诗的人，如沈尹默、陈寅恪、林宰平诸位相比，马先生像是更当行，更近于古人，这在梁任公“新民丛报体”

已经流行之后是不容易的。

勉强吹毛求小疵，是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评论苏东坡的话：“诗伤学，词伤才。”

马先生正是“学”

过多，因而气味像是板着面孔说理，而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马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行楷笔画苍劲，有金石气。

50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杂物，我在旁边，有马先生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问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

信相当长，字精，文雅，内容尤其可贵，末尾对于有些过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悯人的忧虑。

其时我还没见过马先生，但由这封信约略可以窥见前辈的高风，所以就当做珍品保存起来。

50年代后期，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开会。

邓念观老先生来，说马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

我们去了。

其时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总是立着谈话。

他个子不高，长得丰满，因而头显得大些。

座上客很多，他虽然健谈，也有应接不暇的情势。

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只好告辞。

此后他就没有再来北京，连他的消息也不再听到，推想不是过于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后说说马先生的手迹，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为“右”

为“反”

的话，为了马先生的安宁，赶紧拿出来烧了。

这是我的一点点善意，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马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