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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第61章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1（第3页）

还有批条子等寻租活动也十分猖獗。

吴敬琏说，他觉得茅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因为不涨价并不能增加火车席位的供应，农民工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实惠。

听说铁路部门因为不涨价，全年少收了两个多亿，为什么不拿这两个多亿给全体农民工发一个年终奖金？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在春节前夕回乡，或者换乘车辆，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这些言论顿时在网上招来无数口水，失望、责备乃至辱骂之声四起，有网民在博客中写道：“吴敬琏曾有一段时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然而这‘良心’，大概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民众。

这有最近民众喷出的如潮口水为证。”

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形成一种无序狂欢的“广场效应”

，人们着迷于姿态、丑闻、黑与白的冲突以及偏执的民粹主义立场，因为这些都会迅速唤起滥情和关注。

而对于理性与中庸的思考，却显得无比的不耐烦。

在这样的舆论空间里，理性表达会变得非常可笑，像吴敬琏这种思维严密、表达谨慎的学者自然很难适应。

这是一个封闭已久的社会在突然开放的舆论空间里所必然要经过的混乱阶段，沃尔特·李普曼早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就对此进行过描述。

在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都遭遇到了类似的攻击和嘲笑，当然，除了吴敬琏，一向以服务弱势人群为己任的茅于轼也在劫难逃。

另外一场风暴由征地和拆迁补偿问题引起。

一次散会后走在路上，南方一个报纸的记者问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吴敬琏回答道，首先，我反对借口土地是公有财产，“三文不值两文”

就把人家的土地拿走了。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按市价补偿呢？我看不一定，因为城市化是社会各方面努力的成果，房地产在城市化过程中升值，不一定全是地产主人的贡献，所以，升值的收益也不应全归他们。

因而，我主张分情况，用部分升值收益建立一个城市化基金。

日后吴敬琏回忆说，他当时会有这个建议，是因为在广东一些开发区调研时看到某些情况。

在那里，划入开发区的农户享有房地产升值的全部收益，马上不用工作就可以坐享十几、二十万的年收入，而没有划入开发区的农民虽然也为开发区建设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得到分文补偿。

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同时，这样做对得到补偿的人也不见得有好处，从终日劳动却收入微薄的农民突然成为可以不劳而获的富人，很可能促使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成为游手好闲的所谓“二世祖”

。

在那次对话之后，记者立即将“吴敬琏反对按市场价格补偿”

的新闻发回报社。

报社也立即组织了对该市大学教授及专家的采访。

这当然引起了饱受拆迁之苦的人们的强烈反应。

网上一片叫骂之声，有些人发贴鼓动采取暴力行动，“把那个吴老头的房子砸了！”

这甚至引起了和吴敬琏同住一个宿舍楼的楼下邻居的恐慌，“如果砸了他那个单位，那不就压垮了我们的房间？”

面对这样的景象，吴敬琏表现得无能为力。

在很多人看来，以他大师级的身份，以及业已形成的“经济学界良心”

的社会形象，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一些“芝麻绿豆”

的话题贸然发言，况且这些言论很明显地将遭致不容分说的攻击，他好像是在把一只万般辛苦才烧制成功的、印着自己“高尚肖像”

的瓷器狠狠地往墙上摔。

在被炮轰的那几天里，有媒体评论说：“照此下去，离吴敬琏不敢说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