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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最后的孙冶方 2（第2页）

，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

。

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

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

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

在轰动一时的《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中，他彻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离开中国后的锡克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

1989年，东欧爆发“天鹅绒革命”

，锡克再一次投身于祖国的公共生活，他归国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又返回瑞士，继续研究“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

。

1991年，锡克出版《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涵的社会主义》一书，将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探讨。

与布鲁斯所选择的一样，锡克最终从市场社会主义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吴敬琏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还将孙冶方与同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进行了比较。

他说：“孙冶方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员，其实，顾准、李慎之都是这样的人，为国为民，毫无私念，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击，这点非常可贵。

但是在理论上，孙冶方甚至没有达到薛暮桥那样的高度，暮桥到底是搞经济理论出身的，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暮桥那种观念更先进。”

尽管如此，吴敬琏仍然认为，孙冶方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让后来者从中汲取到比学术更为伟大的力量。

吴敬琏对女儿吴晓莲说，我一生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过孙冶方；而一生中最让我感动的事之一，则是孙冶方出狱后对我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后事相托。

顾准和孙冶方的行事和风骨，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吴敬琏的一生，让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

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来表达对两位师友的景仰。

士风浩荡，亦刚亦柔，道之所在，梦寐以求。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吴敬琏言行一致，敢言敢为，不为名利所诱，对后辈学人多有提携，这些风格自是顾孙遗风的衍及。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冶方的理论创新搁浅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意味着一代经济学家试图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构建市场化环境的努力彻底失败。

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遗产”

，那就是，使得中国经济较早地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

的路径，走上一条体制外增长的道路。

晚年的吴敬琏在《“市场社会主义”

与中国经济改革》（2005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