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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陕西灾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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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与道（.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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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营还是由京营整顿，新军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皇城。

御马监由新军指导，御马监四营共还有六千五百人，先抽调三千二百五十人组成为二营，按新的训练方法训练，造就即能骑马，又有新军的战斗力的新式龙骑兵。

另三千二百五十人也编成二营，按原先职能训练，培养能在马上冲杀或骑射的骑兵。

武将做到真正的单例，建立独立的指挥体系，特别是从文官手中夺取后勤装备权力，是朱弘在崇祯元年力夺大权的重要内容，现在成立的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以及二部运行情况是关系到自己整个自救计划成败的关键，任由文官掣肘就必败，能从文手中独立出来并好好运行就有可能胜利。

皇帝体系的人必须小心行事，必须掌握军权，必须成功掌握、并完全掌握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

国家和天下的事务，必须按天下的整体要求而定，而不是由文官或士族阶层的利益而定，天下人的行为由天下人定，而不是由士族来定或由四书五经那几千年不变的原则来定。

成立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时，朱弘心理做好的准备，如果文官坚决反对，阻止不让成立，朱弘有必要与文官决裂。

选择在魏忠贤专权后的一年赶紧成立，也是由于文官受打击后，还没有恢复之时。

好在文官只会嘴皮子，叫得利害，而行动不足，没有采取一至行动制止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成立和运行。

文官只是心里上反对，并没有群起而攻，崇祯政权也能平稳过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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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最大的民政事件是陕西遭灾，旱情特别严重，全年都无雨，已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

崇祯元年夏季，陕西灾情报到了北京，陕西全年无雨，以延安，庆阳，平凉三府严重，延安府灾情最重，庆阳次之。

奏章上说陕西出现“父弃其子，夫鬻其妻”

的现象。

北京的文官集团收到上疏后，都说要救灾，但议来议去都说无银两，也提不出什么救灾方案。

看来文官议事都能引经据典，都想体现水平，办实事能力则不强，说话都是模棱两可，谁也抓不到把柄，但也看不到可执行的内容。

救灾的时间紧迫，最后无法，朱弘从内库中先拨银十万两先救燃眉之急。

近一月之时，朱弘收到信息处的报告，十万救灾银，从北京起就开始层层扣克，到陕西购粮救灾之银或灾民得到了的不足二十分之一。

朱弘想了想，在另一个平衡世界的崇祯初年间，减免二年辽饷约20万，加上库银10万，截留杂项辽饷1.4万，共三十多万救灾银。

延安仅得3004两，庆阳得880两。

现在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救灾款到灾民身上，也就可信了。

（见注释）

二十世纪贪默救灾款是最大的问题，可现在明末的的官员，自己不娟献，照样层层抽过手的救灾款，灾民的死活与其没有一点关系。

如此的官僚体制，朱弘能做什么，朱弘能利用此官僚体制干什么，有必要救下这个官僚体制下的众官吗？

在另一个时空，常常有人说会官逼民反，可事实上除了官逼民反外，还存在官逼兵反或上官逼下官反。

更确切的说，明末已腐蚀严重，普遍存在下层军官或士兵承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现象，以及无法生存现象，虽然大部分军队都在忍受，但也必然有极少部分军队暴发反抗，反抗的军队不是出于义愤，就是忍受力较差，也有可能是个别地方的压迫者特别残酷。

反叛的军队有的加入反叛的农民军，有的是农民加入反叛的军队，明末的农民反叛因为有军队的加入而难以平定。

明末的社会，对军队管理不善就必然出现军队暴乱，对灾民没有救济就必然引起暴力反抗。

早期的王二和王嘉胤，后来的孔有德，都是例子，王二是农民自发的反抗，王嘉胤是边兵有组织的起义，孔有德是形势所逼。

孔有德原先没有必反的原因，其反叛一是当时社会所逼，另一是自己不愿忍受压迫。

人无全人，有缺点的人任何时代都客观存在，治天下者就是要造就有缺点的人的缺点被抑制，不能让其无限的发挥，甚至不让其发挥。

治天下的人也要让有优点的人的优点不要隐藏，而是要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