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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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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

谢有顺

一切的记忆和想象都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

在这个信息时代，尽管民众听故事的冲动依然强烈，但讲故事的艺术却面临着窘迫的境遇。

尤其是虚构性的叙事作品，在一个信息传播日益密集、文化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似乎难逃没落的命运。

相比于叙事通过虚构与想象所创造的真实，现代人似乎更愿意相信新闻故事的真实，甚至更愿意相信广告里所讲述的商业故事。

那种带着个人叹息、与个体命运相关的文学叙事，正在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古董。

尽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赫金把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看作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上所创造的唯一的文学文体，但与巴赫金同时代的本雅明，却在1936年发表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宣告叙事艺术在走向衰竭和死亡，“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

，“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

。

我想，小说叙事的前景远不像巴赫金说的那样乐观，但也未必会像本雅明说的那么悲观。

叙事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从穴居人讲故事开始，广义的叙事就出现了。

讲述自己过去的生活、见闻，这是叙事；讲述想象中的还未到来或永远不会到来的生活，这也是叙事。

叙事早已广泛覆盖了人类的生活，并借助记忆塑造历史，也借助历史使一种生活流传。

长夜漫漫，是叙事伴随着人类走过来的，那些关于自己命运和他人命运的讲述，在时间中渐渐成了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个体存在的一个参照。

叙事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

（克罗齐语）；没有叙事，也就没有现在和未来。

一切的记忆和想象，几乎都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

从这个意义来讲，人确实如保罗·利科在其巨著《时间与叙事》中所说的，是一种“叙事动物”

。

小说家是一个广义上的“讲故事的人”

。

他像一个古老的说书人，围炉夜话，“武松杀嫂”

或“七擒孟获”

，《一千零一夜》，一个一个故事从他的口中流出，陪伴人们度过那漫漫长夜。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写作不再是说书、夜话、“且听下回分解”

，也可能是作家个人的沉吟、叹息，甚至是悲伤的私语。

作家写他者的故事，也写自己的故事，但他叙述这些故事时，或者痴情，或者恐惧，或者有一种受难之后的安详，这些感受、情绪、内心冲突，总会贯穿在他的叙述之中，而读者在读这些故事时，也会不时地有感于作者的生命感悟，有时还会沉迷于作者所创造的心灵世界不能自拔。

当我们阅读不同的故事，我们往往能得到不断变化的体验，如一个作家所说，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与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

作家的灵魂视野还存在着很大的缺失

但是，这些年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误区。

一是在讲故事的艺术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味求新，普遍学西方，以致这二三十年把西方这100多年艺术探索的经验都借鉴了一遍，但如何对待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语体的文化自觉还不明显。

现在看来，唯新是从、唯西方是从的艺术态度未必可行。

这一点，从作家为人物取名字上就可以看出。

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探索，经常有作家会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者A、B、C、D，把人物符号化，以表征个性已被削平，现代人内心的深度也消失了，这是一种先锋意识；但在今天的语境里，中国作家若再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A、B、C、D，我想，哪怕是最具先锋意识的读者恐怕都不愿去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