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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帝国的反腐倡廉治标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

其实，由于权力是可以赎买的，所以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

因此，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限制权力。

最起码，也得遏制权力的赎买。

可惜帝国的作为却往往是背道而驰。

首先，帝国根本不可能限制权力。

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强集权的过程。

因此越到集权强化的时期，腐败就越严重。

比如明清两代的腐败，就比秦汉唐宋严重得多。

这两个朝代，简直就是腐败成风。

所谓&ot;官场陋规&ot;，就是此时之风气。

而这两个朝代，则又是集权最甚、皇权最强、专制最力的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腐败和专制是一对孪生子。

然而要求帝国放弃集权却不可能，因为权力是它的生命线。

一旦没有了这种强制性的集权，帝国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

甚至就连限制权力也做不到。

因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权力，这就等于不要帝国制度。

当然，官员的权力也有限的。

但这种&ot;有限&ot;，只是相对于皇权而言。

相对于民众，则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事实上帝国既然要维持它对臣民的绝对统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亲自牧民，就不能不赋予其代理人在实行代理时的绝对权力。

无疑，官员们只有在实行代理时才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

如果不再代理皇权，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不过这已经足以导致腐败了。

没有人会愚蠢到在并不代理皇权时去搞腐败，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有人前来赎买。

相反，正因为官员们都明白，他们的权力只有在代表帝国时才不受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将其兑现为实惠。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正是许多官员在以权谋私时表现得十分猴急和疯狂的原因。

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

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

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ot;见面分一半&ot;，或者小喽啰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

所谓&ot;官场陋规&ot;，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

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

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

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

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更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