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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

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

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

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

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到万历期间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

明朝在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

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

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

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

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

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

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

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

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

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侯继高《全浙兵制》；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

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

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

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

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

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

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

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