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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2页）

“问题与主义”

是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题目了。

但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的看法，都有极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

虽然遣词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后来的胡适自己都是把这看作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在这一点上双方有惊人的一致。

其实如果我们学一下胡适将历史截断到1920年，假设大家都不知道此后的历史发展，再看当时的情景，看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

在胡适个人，他当年已明说这不过是他谈政治的“导言”

，离“本文”

还差得远。

三年后做的《我们的主张》，大约才属于“本文”

部分，因为他在日记中说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

。

可知前此所做，还不算正式的政论。

其次胡适也并无意与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冲突，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他的好朋友。

李氏那篇与他讨论的文章就刊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该文本是通信，连题目大概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这与研究系的蓝公武（知非）的文章先发在《国民公报》上就大不相同。

李文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

中写到李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

，专门谈输入学理的问题，实是正面回应李的主张。

“四论”

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杂志发表，并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个层面的见解。

[15]

1922年胡适写完《我们的主张》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李大钊字］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

。

胡适是学了很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

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干实事者，也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好人”

。

关键是李在写争论文章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在胡适与之商量发“好人政治”

宣言时已是，这一点胡适不可能不知道。

天下断无在写“导言”

时已与之起大冲突，而到写完“本文”

时还于半夜首先与之商量怎样处理这更要紧的正式部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