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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当时有14的美国人失业，大部分家庭都仰赖一个人挣钱。

我的父亲也失业了，丢掉了电工的饭碗，有3年时间都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生计。

我们没能保住他亲手建造的房屋，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的第一个家在海伦街上，我是在家里出生的，当时的大多数家庭都负担不起到医院生产的费用。

我的第二个家在瓦林伍德大道上，我记得当时给地板打蜡是件令人高兴的差事，因为我们对用上实木地板而不是普通地板感到很骄傲。

楼上有3间卧室，唯一的浴室在楼下，当时，附近的房子都是这种格局。

我的父亲西蒙失业后，我们和母亲埃塞尔、妹妹伯尼斯只好全家搬回海伦街祖父家楼上的房间，我记得我睡在阁楼梁下。

父亲把瓦林伍德街的房子出租，一个月租金25美元。

尽管父母对于搬家感到很难过，但我记得我把睡在阁楼当成一种有趣的冒险，而且，能跟祖父母共度更多时光也是珍贵的记忆。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种体验给了我一种信念，并让我在日后功成名就、能为家人提供相当舒适的生活时更具感恩之心。

在&ldo;大萧条&rdo;最艰难的5年中，我们都住在那里。

我们很穷，但多数邻居比我们更穷。

当时，邻居在自家的一间卧室里摆了一张理发椅，我们并不觉得在邻居家里理发有什么奇怪的。

那时候，10美分都算一笔大数目。

我记得有一个少年在我家门口兜售杂志，哭着说要是他没有全部卖掉的话就不能回家。

父亲诚恳地告诉他，我们家里没有10美分。

不过，对我这个孩子来说，那些日子并不坏。

在我们那个关系紧密的社区里，我很有安全感。

我们住在一个荷裔美国人社区中，因此，我还有一种归属感。

我在城东一个名为&ldo;砖厂&rdo;（thebrickyard）的社区内长大，那儿的3座砖厂就盖在一片黏土山丘的边上。

工厂雇用这些勤奋的荷兰新移民，虽然他们大多还不会说英语，却在&ldo;砖厂&rdo;找到了欢迎他们的、有亲切感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紧密联结，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有荷兰血统，许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更因为房屋外观的相似性。

房子又高又窄，多为两层楼，在小小的空地上一户挨着一户，只隔着窄小的车道。

狭窄巷弄上的房屋鳞次栉比，大家甚至不必踏出家门就可以向邻居借东西，他们只需把身体探出去，就可以从窗口递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