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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2页）

由于缺乏有可采证据支持的辩护要点，ward出于诉讼策略考虑，放弃了辩方的开场陈述。

之后的控方举证进行了整个上午，检察官先后提交了数十件案发现场取得的物证，包括银厦的监控录像、han留在公寓客厅里的几处指纹、其中一只酒杯上的唾液dna检测报告，还有eliyork留给guarycriton律师的遗嘱。

ward仅仅在交叉询问当中提出，所有这些证据只能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到过现场，无法直接证明他有实际的犯罪行为。

但接下去的几份证物和证人证言很快就让这一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先是han的心理医生到庭作证，证明han在8月20日离开纽约前临时预约了一次门诊，带走了一张处方。

“你总是一次开给他两周的药量吗？”

检察官问。

“不是，”

医生回答，“一般总是七天的量，但他说要出差两周，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服药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药可能会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梦境怪异、幻觉、嗜睡、情绪低落等等，”

医生说道，“当然，跟服药过量的副反应根本不能相比。”

检察官紧接着呈上了上西城一间药房的销售记录。

记录显示，8月20日当天，han曾用那张处方购买了两盒共两千一百毫克的文法拉辛缓释胶囊。

随后出庭的是为本案出具验尸报告的犯罪鉴识专家，他应检察官的要求陈述了尸检结果，说eliyork的死因正是过量服用含有中枢神经兴奋成分的文法拉辛，估计剂量在两千毫克左右。

按其死亡时间时间推断，服药的时间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检察官适时地重提了一下监控录像里han离开银厦的时间，一点三十五分，刚好落在这个区段里。

ward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两个假设，以及随之产生的两个问题：

假设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喝下混入文法拉辛的酒。

但留在现场的两只酒杯属于威士忌纯饮杯，容量是三盎司，两千毫克的药物能否在短时间内不留痕迹的混入？

假设二死者被迫服下药物。

死者和被告均为成年男性，身高均为六英尺上下，体重也相当，为什么尸检时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明显伤痕？

接下去的一个证人便是lanceosler，按检察官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证词：去年8月30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里看到han打了eli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

ward站起来做交叉询问，装作很随便的问：“osler先生，请问你在市立芭蕾舞团的职衔是？”

“首席演员（prcipaldancer）。”

osler回答。

“据我所知案发时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员，而你还只是独舞演员（loistdancer），你是什么时候晋升到现在这个职衔的？”

“去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