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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斑驳 都市的历程（第3页）

皇城内的主要建筑排列整齐，遥遥对称，共设六门。

皇帝是面南而坐的，所以南门为宣德门，庄严肃穆、金碧辉煌。

从城市职能而言，北宋时的开封大体上是完善而且运转得还算顺利的，主要得益于商业以及朝廷对以汴河为大动脉的漕运的重视，水陆两路交通一直繁忙而有序。

潜在的危险除了年年必定要提心吊胆的黄河汛期外，便是人口增多，漕运压力渐感不支。

公元972年时，漕运至开封的江、淮大米不过几十万石；到了公元1016年，猛增至700万石。

至此，开封城内粮食需求量激增，或者说粮食危机已经显出苗头了。

到公元1065年，开封的冬天奇冷，其时作为能源的柴薪和木炭不得不从陕西、河东运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是年运入开封的“薪为1713万斤，炭以秤计100万”

。

同为这一年，光是为了赶运粮食和薪炭而新造的漕船为2500多艘。

北宋末年开封的辉煌似乎还没有尽兴。

靖康之耻，金灭北宋，从此赵构偏安于杭州，开封凋敝一直至近代，1910年时全市人口为16万人。

辉煌之于开封已经是末日之兆了。

如同外国人论述罗马一样，从开封的上升中，我们当可看到开封的衰落。

人们无视黄河决溢的警告，而在这随时都可能有灭顶之灾的地域，拥挤着100多万人，并且不断破坏河岸本已脆弱不堪的自然生态，岂有不衰落的道理？

黄河的报复在多次泛滥改道，甚至前后六次长驱直入开封城之后，自金以降，汴河、五丈河等全部淤埋，以至水行地面，河堤高出城内平地40多米，城内河丘连绵、盐碱土开始发育，春夏风盛时，黄沙飞扬蔽日遮天，人们不知道这是开封还是沙漠？

印着斑驳留着裂缝的大墙，都市的历程，有一部分我们只能到沙丘中去挖掘了。

人们把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城市，誉为文明的珍珠。

且不说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何况一时一地的繁荣所招致的大自然的报复，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往往会集中到再生机能最薄弱的城市身上，灾难的幽灵一直在大墙下徘徊。

如此说来，开封，你真是古典式的悲情都市。

还是艾丹索撒尔先生，他认为：

在中国，“宋代的全盛期以后，城市和国家历史上真正创新和进步的历程停止了，直到20世纪。”

从此以后王朝都市的轨迹曾发生过某种倾斜，似乎也有过中华文明寻求新的发展的预兆。

被推翻的北宋王朝由北向南，但决不离开水，沿着大运河抵达了杭州——时为临安。

南宋小朝廷所依傍的不是浑浊、汹涌的黄河了，而是清澈的运河，年年可以观潮的钱塘江，离东海已经很近了。

风调雨顺的江南富庶之地，终于没有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南宋大势已去之后，明王朝先是建都南京，从杭州往北挪了一段，1403年，明成祖将元朝古都北平改称为北京，18年后迁都，了却回归北方正统的心愿。

即便从上述的极为简略的都市迁移的轨迹中，我们显然也已经看到了城市对民族化进程的影响。

人类生态学的开创者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民族各种文化互相混合、作用的熔炉，在彼此的潜移默化中催生着新的民族。

这也是城市与文化的不解之缘。

然而无论古今中外，城市的最初的营造者们，都是企图以墙垣固定某种格局，集中地显示权力、人力、物力的存在，而当某种格局既已形成又相对地固定之后，只是为了人生存的本能的需要，城市便不得不也不能不由政治化、军事化转向生活化。

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则顽强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政治走出城墙的方式是外交——有时是欺骗。

军事走出城墙的方式是打仗——有时是侵略。

文化走出城墙的方式是交流——有时是渗透。

古希腊人海外的殖民城市中，那些大墙里的希腊人骄傲地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

希腊人没有能同化他们周围的土著，那些土著也终于无法把希腊的痕迹抹去，人的共存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共存。

地中海、黑海之滨古希腊人留下的断垣残壁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但它们已经不再属于希腊，而是别的后来出现的不同民族了。

在显示本民族文化的顽强与固执上，中国人可以和希腊人、犹太人比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