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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2（第2页）

在年初，除了一些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许多官员乃至百姓都认为这将是一个充满了玫瑰色的年份，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第30个年头——可谓是进入了“而立之年”

，而在8月8日，将于北京举办全球瞩目的夏季奥运会。

在热烈的氛围中，百年复兴和“大国崛起”

成了一个令人无比亢奋的主旋律。

作为一个自始至终参与了改革全历程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又成了媒体追逐和报道的对象。

就在新年到来不久的2008年1月12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持下，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有10年时间未曾同台的两个老对手——吴敬琏和厉以宁出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主持人将两位79岁的老者，连同80岁的茅于轼教授同时请上讲台，共同探讨30年来的成就得失。

这是一次很有意味的聚会，在主持人的追问下，他们各自陈述了对30年改革事业的不同理解。

主持人问：30年中最让他们感觉满意的三项改革分别是什么。

吴敬琏将三次中共中央的会议视为改革史上的三个转折点：“第一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改革的目标；第二是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改革；第三是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

厉以宁说：“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它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第二个大成绩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有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主持人又问，30年中最让他们感觉遗憾或者说没有达到理想预期的三项改革分别是什么。

厉以宁先答，他说：“一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行业垄断没有消除；三是因为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得极慢。”

吴敬琏的答案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和法治建设问题。”

这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尽管在很多方面有不小分歧，不过在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最大的遗憾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失败，在日后的很多场合，他们一再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与厉以宁相比，吴敬琏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他说：“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它迟迟不能实现。”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这次北大对话，引起了传媒很大的关注。

这两个同龄同籍的江苏人，从1947年起就有了生命的第一次交集，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多次展开了剑拔弩张的论战，他们的每一次分歧，都是中国经济前行中的关键时刻。

吴敬琏说：“我跟老厉在这个问题（中国股市）上的争论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

在后来的一年里，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国内各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开展了一系列的评选活动。

《中国企业家》发起评选“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

，最终，吴敬琏以67.14%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刚刚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紧随其后，厉以宁位列第三。

在那段喜庆气息很浓的日子里，几乎所有前来采访吴敬琏的记者都喜欢多得一些“总结”

、“经验”

，然而老先生却似乎没有满足大家愿望的意思。

他说：“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

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告诫。

在2008年4月号的《小康》杂志上，他是如此表述的：“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

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与90年代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吴敬琏相比，进入21世纪之后的他显得越来越焦虑和“不合时宜”

。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这个问号在他的眼中似乎变得越来越大。

这位具有人文气质和道德勇气的经济学家再次引用10年前曾引述过的《双城记》中的那段开篇语，“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我们这里的季节，“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