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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3（第2页）

他说：“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

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

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

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我们不利。”

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樊纲更加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新型工业化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首先就是所有产业都要搞！

中国人太多了，不搞不行。

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尽可能利用较新的技术来搞，比如现在可以用新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这也不搞那也不搞。

你只有可以论证不搞这不搞那也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平等的问题，你的理论才是可信的。”

在当时理论界不尽同意吴敬琏观点的除了厉以宁和樊纲之外，还有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林毅夫和外贸专家龙永图。

2005年1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圆桌讨论会”

，林毅夫邀请吴敬琏作主题发言，龙永图为主要评论人。

龙永图在评论吴敬琏的发言时指出：“我国只能老老实实再走10年年加工贸易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20年。”

林毅夫则从“比较优势学说”

立论。

在他看来，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

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这次圆桌会议，是学者之间的一次平和而深入的学术探讨。

吴敬琏在回答时说，他并不是要求取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目前这种外资拿走90%的价值，中国人只拿到5%~10%甚至更低的状态。

现代比较优势学说看重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增强，一些加工企业完全有可能延伸自己的产业链，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敬琏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此“布道”

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传道士。

然而这位银发长者一边说，一边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快速实现当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法宝押在了产值大、利税高的“重型化”

上。

他的警告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对的力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实在太过强大，它以不容分说的囊括之势，把他的声音全然冲淡。

2005年9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了一个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吴敬琏是第一个演讲者，题目是《中国重工业及化工产业的发展》。

细心的《南方周末》记者邓瑾记录了现场的一个细节：“离研讨会开始还有一刻钟。

75岁的吴敬琏走到会场一侧的投影仪前，不断校正，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展示效果。

尽管当天的研讨会规模不大，而且与会的近20名专家中有一半来自日本和美国，吴敬琏仍然非常重视。”

在半小时的演讲里，吴敬琏再一次论证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转向技术和效率导向的内生型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增长模式），而不是继续依赖过去靠资金和资源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