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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顾准之死 1（第2页）

。

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终极目的”

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据。

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

的设定是危险的。

因为——“终极目的”

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

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

的重任，把“终极目的”

当做当前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

，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

“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并不是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

。

谁掌握“终极目的”

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极易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

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终极目的”

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衍变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执。

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日后的研究者们认为，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顾准终结了所谓的“终极目的”

，从而解放出三个原则。

首先是科学精神，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

其次，科学精神是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

、“终极目的”

，尊重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但都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

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

“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

顾准的这些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

的现实性反思，更是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终结性控诉，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发出逼人的光芒。

历史学家朱学勤因而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之后已经渐渐销声匿迹，并且名声扫地。

但顾准凭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挤’出了一道门缝”

。

这位早年信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信奉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追求和坎坷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文字。

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Kornai）正在写他批判苏联模式的巨著《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正因他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

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与见闻，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

吴敬琏对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进到中世纪和近代阶段，古今对照，他越来越感觉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

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息县和明港，我们的讨论还比较粗略，主要是关于希腊和罗马制度，以及儒法之争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现实多了，我们发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一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这要感谢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时，吴敬琏仍能一口报出他的名字。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