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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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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后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

，一向以“轻小集加”

（轻工业、小企业、集体企业和加工业）见长的浙江经济已“缺乏厚度”

，所以必须努力向“重型化”

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

。

按照《浙江日报》的一则报道宣告，“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

。

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

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

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

。

这一年，浙江省有40余家民营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要求生产轿车、皮卡或客车。

当时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生产商波导在实现国有控股以后，也不用销售手机所积累的雄厚资金去开发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术，而是准备投入巨资生产汽车。

按照当时的情况，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及其理论基础，即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

又重新回来了。

只不过这次的理论论据不再是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国发展经济学教授霍夫曼。

他在1930年根据发达国家过往经验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经验定理”

：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

；在还完全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30年代，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就被称为“重工业化阶段”

。

学生们的春节讨论对吴敬琏的最大启发是，为了弄清楚眼前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顾准教给他的办法，先对世界各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理论演进做全面的回顾，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找出当前问题的答案。

从2004年春节时起，他就大量查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将外国的工业化过程和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进行梳理，然后把中国的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理论梳理带给吴敬琏的最大收获，是使他认识到，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还是“霍夫曼经验定理”

，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越的所谓早期增长模式（或称“粗放增长方式”

、“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的理论表达。

最早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

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作出的资本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分析。

因为在这种增长模式下，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此造成了垄断的形成和阶级斗争尖锐化。

十分吊诡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斯大林，却把由这种增长模式导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积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等等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的基本原理，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按照这一“原理”

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业化。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