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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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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咕公版·中国近代史（.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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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

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

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

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

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

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

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来互市。

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

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

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

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

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己有矣。

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

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

熹宗天启初，葡人借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

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乡道，请移之浪白。

粤督张鸣冈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

部议从之。

鸣冈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绝接济，挟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别有在，不能为断绝接济咎也。

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惟仍禁入省会。

此为清人禁西人入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

世宗雍正二年（1724），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孔毓珣筹议。

毓珣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余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惟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3000余丁为额，现有船25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

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25只为限。

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

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

及是毓珣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

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贷交清，即令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