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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先进代表（第2页）

他在堤上跑来跑去，在水里钻进钻出，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

洪水被制服了，高康良园满地完成了上山下乡的第一份答卷。

在那些和乡亲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高康良逐渐对农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农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下定决心，继续接受艰苦的锻炼，把青春献给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在洪水退后的运土修堤和送肥抢种中，别人是挑两只土箕，他却挑4只，扁担挑断了换一根。

队里分派农活，每次他都要求拣最重、最脏的干。

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称赞说：“小高哪里像城里人，他比我们更吃得苦！”

1974年，高康良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团总支书记。

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他一心扑在生产和工作上。

有一年双抢时节，高康良到一个后进生产队去蹲点。

当他正和社员们起早摸黑紧张双抢时，突然得了一场病。

喉咙里出现了两个硬块，严重影响吞咽。

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他立即回上海诊治。

高康良心想：双抢是一年四季中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能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离开呢？他决定等双抢以后再说。

社员焦急地劝说，高康良却风趣地说：“是恶性的，早去几天好不了；是良性的，迟去几天死不了！”

整个双抢，他仍然同以前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他每餐却只能喝一点稀粥。

社员们见他这般忘我的革命精神，无不深受感动。

这一年双抢任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完成得快，完成得好。

就在双抢结束时，高康良的病也竟然好了。

高康良把整个心都交给了农村，他坚定地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

每当有招工、参军、招生的指标，他总是让别人先走。

最后，知青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975年秋，公社党委为了便于领导，让知识青年更好地在农村发挥作用，决定把分散在全公社的24名上海知青，集并到麻洲大队涂家岭上，建立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并让高康良负责。

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何况这涂家岭，岗上旱，岗下涝，一阵大雨，庄稼就得泡汤。

公社和大队在这里办过畜牧场，都没有成功。

高康良望着这荒凉的景象，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干，就要干得像个样儿，一定叫涂家岭彻底地改变模样。

然而，要把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啊！

他们只有两条牛，这大片的土地怎么耕得过来呢？冬天耕种大忙的时候，各个队都要用牛，高康良就提议自力更生，用人拉犁。

主张借牛的青年却嘀咕着；“用人当牛？这又不是在原始社会！”

高康良带领着伙伴们肩上套着绳子，弯着腰，弓着背，用原始的方法耕种着20世纪70年代的土地，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脚踏实地，在贫脊的土地上洒下汗水。

地翻出来了，节令也已经相当紧迫了。

别的生产队的油菜、小麦都早播完了。

青年队如果还是用当地种子，那收成无疑要受很大的影响。

于是，高康良就和另一个伙伴挑着担子，到100多里外换来了生长期短的种子。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这年春节，高康良带头放弃了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和伙伴们奋战了一个冬天，开挖了一条40多米长，5米深的引水渠，筑了一条4米多高，10米多长的提水坝，把水库的水引上了涂家岭的最高处，使原来灌不到水的“望天丘”

变成了丰产田。

高康良领着大家在涂家岭上洒下了多少汗水？战胜了多少困难？没有人计算过，也无法计算。

然而，涂家岭这块土地却把这一切都一点一滴地记住了。

在涂家岭建队第一年，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一跃跨过了《纲要》，农副业收入达1?1万多元。

第二年，水稻亩产过1000斤，劳动日值由第一年的1元增加到1?5元，，超过了当地所有的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