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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与公众安全 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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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科技与公众安全：“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

珀尔的悲剧与巴黎恐袭事件

公众需要依靠执法部门来保障自身安全。

不过，如果找不到罪犯或者恐怖分子，也就无从抓住他们，而找到这些人需要有效地获取信息。

在21世纪，这些信息通常存储在全球几大科技公司的数据中心。

科技行业一直努力履行自身应尽之责，为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人们的隐私做出贡献，但我们发现自己正行走在剃刀的边缘。

面对一个流动和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在迅速做出反应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达到微妙的平衡。

那些需要我们迅速做出反应的事件总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

我在2002年就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当年1月23日，《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绑架。

绑匪不断更换网吧，利用我们的Hotmail电子邮件提出赎金要求，并迫使巴基斯坦警方展开了一场疲于奔命的搜捕。

绑匪要求释放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并终止从美国购买F-16战斗机的计划，以换取珀尔的自由。

很显然，巴基斯坦政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

救出珀尔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他。

巴基斯坦当局迅速秘密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合作，后者找到了我们。

国会此前已在《电子通信隐私法》（ECPA）中设立了一个紧急例外条款，即一旦出现“涉及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危险的紧急情况”

，政府能够立即采取行动，而科技公司也可以迅速响应。

珀尔当时显然面临生命威胁。

约翰·弗兰克找到我并解释了情况，我立即批准全力配合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是监控绑匪使用的Hotmail账户，并通过他们最新发出的电子邮件的IP（网际互联协议）地址，锁定他们所在的地球另一端的网吧地址。

我们的团队与联邦调查局和巴基斯坦地方当局密切合作了一周，在绑匪从一个热点跳到另一个热点以访问互联网时，对其进行追踪。

我们追得很紧，但可惜还是不够紧。

绑匪在被抓捕之前杀害了珀尔。

我们深受打击。

他的惨死凸显了我们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和责任，尽管我们很少公开谈论这些。

那个事件是一个早期信号，揭示了后续的发展形势。

今天，网络不再只是一个外围空间，它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组织和定义周遭现实世界的地方。

丹尼尔·珀尔的悲剧也强调了对隐私权加以判断的重要性。

在隐私和安全之间，存在某种平衡，一端是致力于推进隐私权保护的团体，另一端则是追求更高安全的执法机构，这种平衡至关重要。

面对此类争端，正如负责裁决的法官一样，科技公司也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我们需要理解并认真考虑平衡两边的因素。

如何做好这一切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和电子文档诞生以来，面对政府的搜查令，我们一直在不断试验和试错，以便能够恰当应对。

1986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了ECPA。

当时，没有人知道第四修正案是否会保护像电子邮件这样的东西，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希望建立这种法定保护。

正如华府经常出现的情况，1986年，国会出于良好的意图开始行动，但整个过程并不简单。

ECPA的一部分被称为《存储通信法》，它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搜查令。